怀念80年代初 父亲的科技成果转让之路

那是1982年的春天，我父亲——一位机械厂的技术员——终于完成了他耗时三年的研究：一种能提高机床精度30%的改进装置。当他在厂技术科的小黑板上用粉笔画完最后一个示意图时，周围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。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尾巴上，科技成果转让还是个新鲜词。

父亲的研究成果首先在厂内进行了鉴定。没有专利证书，只有一份盖着红章的技术鉴定书，上面列着五位工程师的签名。厂领导拍着父亲的肩膀说：“老王啊，你这技术不错，咱们厂里用上了。”但父亲心里清楚，隔壁市的第二机械厂更需要这个技术——他们的老机床精度不足，正影响出口任务。

转让的过程朴素得令人怀念。父亲没有找中介，也没有签复杂的合同。某个周末，他骑着自行车来到市科技局，在一间堆满资料的办公室里，见到了一位姓李的科长。李科长推了推眼镜，仔细看了父亲手绘的图纸。“老王同志，你这个可以参加下个月的科技成果交流会。”

于是，在市政府礼堂举办的交流会上，父亲的成果被印在简朴的油印目录第17页。那天来了十几家工厂的代表，父亲站在自己的展板前——其实就是一块糊着白纸的三合板，上面贴着图纸和说明。第二机械厂的刘工程师在展板前停留了很久，问了很多技术细节。

谈判是在科技局的会议室进行的。桌上摆着搪瓷茶杯，烟灰缸里积着烟蒂。对方问：“王工，您这技术打算怎么转让？”父亲想了想说：“你们能给厂里买两台新计算器吗？我们技术科那台老掉牙了。”最终达成的协议是：第二机械厂支付800元“技术转让费”，同时赠送两台卡西欧计算器给父亲所在工厂。

没有律师在场，只有科技局的同志做见证。父亲在四份同样的协议上签了字——厂里一份，对方一份，科技局留两份。800元中的500元归厂里，300元作为“奖励”发给父亲。当父亲领到那叠十元钞票时，手有些抖——这是他月工资的三倍。

更让父亲高兴的是，三个月后，第二机械厂送来感谢信，说新装置使他们的产品合格率提高了25%。厂领导在大会上表扬了父亲，奖状现在还在老家墙上挂着，虽然已经泛黄。

如今，父亲已白发苍苍，有时还会翻出那些发黄的图纸。“那时候啊，”他说，“转让的不只是技术，更是那份相信科技能改变生产的朴素信念。”在那个没有知识产权纠纷、没有天价转让费的年代，一次握手、一份信任，就能让知识流动起来，在工厂与工厂之间，在渴望进步的心灵之间。

现在想来，80年代初的科技成果转让，就像早春的溪流——不大，却清澈见底，静静地滋养着那片等待复苏的土地。而父亲那叠泛黄的图纸和那份简单的协议，正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注脚：知识有价值，但比价值更珍贵的，是让它开花结果的诚意与信任。